澎湃|李永晶:明治维新是古典精气神儿的自己完毕

“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原标题:明治维新150年︱梁启超的误读——从长诗《去国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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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战争中的萨摩藩之藩士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图

  由于明治维新一再被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这场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政治变革与今日的距离就显得并不遥远。单就这场变革近于专有的表记方式,即“维新”二字来看,人们也有理由关注它——在原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或“改革”。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 詹森自问道:“这个从十九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8页)。对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几乎在理解自身历史时不可或缺——作为近代以来竞争、效仿、敌对、合作对象的日本,作为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日关系的这种状况也会激发读者去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经常被拿来比较:为什么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却失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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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不过,是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那么,三十年后,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剑桥日本史》

为验证这一观点,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去国行》,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其次,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再次,探讨被梁誉为“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的思想、行动和影响。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

  不过,单纯地这样提问会让人感到茫然无措。这种状况与历史叙述这一人们的行为自身有关。一方面,为了认识已然消逝的历史,人们容易驾轻就熟地用当下似乎不言自明的观念加以评断。另一方面,出于天性与社会性使然,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将一种意义赋予历史,以便维持一种属于人类的生活。问题在于,这种当下的行为往往是当下历史意识与党派史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代痕迹过于突兀。显然,历史无法简单还原为当下的历史,即一种由当下的语义所刻画的历史。

《去国行》的诞生及内容

  如同“维新”二字给我们带来的语义上的困惑一样,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幕末时期东西交涉时一个显见的障碍正是语言自身。比如,美国海军佩里将军率舰队于1853年及翌年造访东京时,要借助多名译员(其中包括有名的在华传教士卫三畏以及广东人罗森)的日语、英语、汉语和荷兰语之间复杂的转换,才能完成交流(三谷博:《黑船来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1页)。这种障碍有时会引发灾难。事实上,开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中英《南京条约》两种语言间的重大歧义有直接关联(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三联书店,2011年,113-115页)。如果借助当下历史意识与观念,历史现场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摩擦与纷争,很容易被简化为“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行为。倘若穿透了当下历史意识的浓雾,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真相”往往并非如此。

1896年,大清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效法日本,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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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政诏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启动。9月21日,慈禧软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同日,梁逃入日本驻北京使馆,数日后化妆出城,逃往天津,旋即乘日舰,流亡日本。关于当时的心境,亡命途中所作《去国行》有云: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上述关于语言的事例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相反揭示历史真相的机制自身:人们为理解历史而每一次造就的概念与观念,在揭示了一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真相不相上下的另外一种“事实”。在理解明治维新历史的过程中,“文明”、“阶级”、“封建”、“帝国”、“民族”、“现代化”等人们熟知的用语,都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 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一书,今日人们之所以将其誉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展现了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不过,当作者将中日两国应对变局的模式进行比较时,其结论的迷人程度就与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为他对历史“意义”的渴望导致了他的盲目。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在重新认知明治维新时,有必要首先依据“维新”在当时的语义,亦即今日被称为古典的语义上来理解。众所周知,人们通常将“维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并大体上用其指称“变法”。不过,无论是“维新”还是“变法”,其语义首先依赖于儒家经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观念,而非纯然法律或行政上的“变革”。二者分属于不同的意义世界。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因此,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对历史意义的渴望既然都是一种人类的事实,那么我们就要坦然面对并原谅曾经主导人们观念的浮浅与虚妄。曾经规定了人们历史意识的各种物质主义与进步主义观念,如同历史的风一样既然已渐消停,尘埃渐至落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必要透过这些观念尚未湮灭的遗迹,探寻人类生活中更为恒久不变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秩序生发的根源所在。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英雄、时势与历史

梁感叹道,国难当头,儒生们庸碌无能,只知随风附和。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励精图治,怎奈妖后、奸佞当道,无力回天。君友蒙难,自己逃出生天,忍痛舍弃故国,东渡日本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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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

《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

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

  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或者,与其说本书是历史著作,不如说它是古典的历史剧本——面对如此富有戏剧感与临场感的描述,读者难免会心潮澎湃,甚至击节赞叹。无需说,“剧本”这一比拟说法并非言其虚构,而是言其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言其画面所呈现出的某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教育。

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简单地说,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自我表达——作者公正地对待了所有的人。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另一方面,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关白鹰司政通、九条尚中,公卿三条实美、侍从岩仓俱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他们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这些人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同样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处置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还踩在床上大声抗议,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5页)。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物的判断。

日本古称君子国,与中国“同文同种”。从地缘上来讲,两国面临沙俄这个共同敌人,唇亡齿寒,巢覆无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两年前签了《中俄密约》)。梁决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纾国难,“大邦”日本一定会出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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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

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民熟识的形象可谓全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2009年)中,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剑桥日本史(第五卷)》,316页)。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比如说,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从而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不难想象——他们为日本的当国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

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

  对于由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历史剧的剧情,作者借助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提前进行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倍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第1页)——屈辱与忧国,这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英雄、“恶棍”与时势共同造就而成。

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志士、剑气与功名

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

  今天人们看到“志士”二字,通过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其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叙述中,鲜少有像这两个字一样让今人感到隔膜的说法。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这两个字似乎也满腹狐疑。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当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2页)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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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梁继而慨然怀古:当今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将军窃取大权,把持朝政,操纵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于人,暗昧无知,形同附庸。唯萨摩、长州等藩志士,践锋刃、赴汤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云集而响应,连战连捷,终于改天换日。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几凌驾于欧美。世人只知歌之乐之,却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头颅换来。

《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原委,其说法则多有遁词:“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明治维新》,217页)。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现场的真实情境,因为这些“志士”是随后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

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同样,詹森对这个坚持“尊王攘夷”的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他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300页)这几句说法接近历史真相,因而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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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志士的年龄多在30岁前后。有感于此,时年26岁的梁决意效仿他们,建功立业。梁的榜样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乡隆盛。安政大狱时,月照和西乡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月照死,西乡获救。西乡隐姓埋名,积蓄力量多年,后主导“萨长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乡这样的行动家,那就做高山象山、这样的思想家,着书立说,培养弟子,相机再起,卷土重来。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时,大清没来得及“维新”就一命呜呼了。

《明治维新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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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举一例。与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视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当时幕府也获得了支持自身的“尊王佐幕”志士。面对京都地区尊攘派志士针对幕府与外国人的暴力活动,1863年,幕府组建了由剑术高手组成的治安力量,即有名的“新选组”(意思是“全新选出的组织”),由“天然理心流”道场的第四代传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长。在近藤的领导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动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明治元年(1868年),近藤勇向新政府军投降,随后被处以斩刑,成为幕末明治初期众多殒命的志士一员(胜部真长主编:《明治维新逸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60-62页)。近藤留下的两首辞世诗,将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认识误区

  (其一)孤军援绝作囚俘,顾念君恩泪更流。一片丹衷能殉节,睢阳千古是吾俦。

梁任公的诗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笔锋常带情感,极具鼓动性。《去国行》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和澎湃的内心告白。诗中对明治维新的描述极具时代特色,与其说它反映了史实,不如说反映了梁对明治维新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这一倾向,在他抵日后写给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其二)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快受电光三尺剑,只将一死报君恩。

梁在信中说,中国局势与明治维新前夜的情形极为类似:光绪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将军;满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体论者”,变法人士即“尊王讨幕论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公武合体论”都不可能成功。不过,相较于日本,中国的维新事业更加困难,原因有三。 皇室与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与光绪却有母子之名。 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两无干涉,而光绪与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 土佐”诸藩坐拥兵权,而“敝邦之长门”的“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

  以这两首汉诗所流露的慷慨正气为例,当代日本学者斎藤希史提出了一种说法:幕末时期的志士如果没有学习当时广泛流行的“汉文”(即文言文),就无从形成自己作为士人的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汉文脉与近代日本》,日本放送协会,2007年,38页)。这种说法的价值在于,它触及到了幕末时期日本的意义世界。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意义所建构的现实空间中,我们才能理解“志士”的前生今世。幕末时期的志士之所以举止卓异,正源于古典传统与武士阶层性格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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